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作者2010年工作照
王琳，生于天津，1959年天津师范一附小学习，1965年天津实验中学上学。1969年赴在黑龙江兵团上山下乡；1976年初山西省临汾地区侯马一中工作。1978年3月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；毕业后任职天津社会科学院，2012年退休。职称为副编审、研究员。出版有三本专著，发表论文100多篇，获各级奖项20多项。现为文化旅游部专家库成员、市政府智库成员。
作者：王琳
谨以此文献给1977年奋斗在高考考场的莘莘学子！献给毕业后辛勤奋战在每一个岗位上的同窗好友！也献给我生死相依的兵团战友。
我生于天津，津城是我的故乡。这是一座有温度、有记忆的城市。在近代，她发展成为具有发达“市民社会”特征的工商业城市。在此我接受了人生的初始教育，优质的教育让我受用终生。1965年，我考入天津师院附中（现实验中学）初一一班，班主任是杨宗式老师，一位亲切的老太太，整日笑眯眯地，给我们教授数学课；教英语的是王胜男老师，顾名思义，她“争强好胜”，教学颇为严格。记得学习仅进行了一个多学期就停课了，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1966年6月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风暴席卷全中国。此时同学们开始“议怪事”，高中楼的墙上醒目地写着“为幸福而战！”同学们认为，这个“幸福”是“资产阶级”口号，要涂掉，很快便付诸行动，随后“幸福”标语消失了。校长李莉当然是“走资派”，被揪出来弯腰低头、挂牌子批斗。多年后我开会遇见南开大学谢老师，闲谈中得知她的妈妈就是我的中学校长、被批斗的“李莉”！我大为惊讶，遂预定了时间赶去她家看望当年的女校长。时过境迁的她风骨依然，但已白发苍苍，垂垂老矣！改革开放后，李莉校长兴办了民办“克瑞思”学校，革新课程，重视外语教学，开风气之先。再有记得很清楚的是批斗袁世凯后代“袁复”老师，他教授高中物理，据说是袁世凯的孙辈，那时有人揭露出他的“号”叫“洪宪”，这不是要“复辟”“洪宪帝制”吗？他遭到一次次的殴打。后来我们上山下乡，他的境况不得而知。教授英语的王胜男老师多次遭到批斗，她挂着“牛鬼蛇神”的牌子，倔犟至极，从不低下“高傲”的头；严格的教学风格得罪了一些学生，文革中都化作了侮辱和毒打。有一年我回津探亲，在路上偶遇王老师，此时的她腿已经跛了，头发黑白参半，已不复当年“师道尊严”风采。此时我的心情难以言说。在文革中，我的班分裂成三大派，革干子女红卫兵一派，工农子女红卫兵一派，可以教育好的“臭老九”子女和家庭有问题“要改造”的子女不能加入红卫兵，同属“红外围派”和“观斗派”。初一文革前我任班委，由于出身是“臭老九”，我被划入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行列。那时我曾幼稚地认为，通过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，我可以升华为“红色接班人”，这一幻念很快被现实打破。文革期间初一一班派系之间产生的裂隙至今难以抚平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至于原本优秀的中学教育，早已崩溃不成体系，最发达的是写“大字报”，很多人因此练就一手好字。“文革”培育出激进的“左派”学生，他们为所欲为，成为打破“师道尊严”和“温良恭俭让”传统的急先锋，毫无规矩方圆可言。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”的“出身论”将学生划分为若干等级，培育出“张扬”和“自卑”的畸形人格，对学生的一生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。1969年冬，摄于五师49团团部礼堂
从1966-1969年，学校教育极不正常。1968年12月21日，中央发出知识青年“到农村去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！”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号召。在1969年5月的一天，我们得到了“上山下乡”通知。当时的老初一到老高三，一共六届，统称为“老三届”。老三届名称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称谓，含义极深，不仅代表了被“文革”耽误了的一代人，更承受了中国历史一部分深重的苦难。当时全国“老三届”约有1000多万人，上山下乡全部“连锅端”。当时恰好我家二姐老高三，哥哥老高一，我是老初一，横跨六届，因此都要上山下乡。此前1966年文革前夕，二姐已准备参加7月初高考，但6月文革爆发，高考停摆。1968年，二姐与高三同学去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，即地图“鸡头部位”的北安县，功课极好的二姐被分配去养了鸡。她后来回家探亲说话声音高亢，据说是“跟鸡在一起”的结果。我那时听从父母亲的安排，办了手续随同哥哥学校一起踏上北去的列车，奔赴“北大荒”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，接受北国生活的洗礼。兵团全称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”，分为六个师，分别赋予“建、设、钢、铁、边、疆”代号，分布在漫长的东北边境线上，由东向西依次排列。每个师下设若干团（据载有69个团），团以下设置连队；团一级干部为现役军人，连一级干部以有水平的当地干部为主。建设兵团的任务是在和平时期垦荒拓土，建设“北大荒粮仓”；战时即为预备役，随时参加战斗。据“北京黑龙江知青网”载，“黑龙江兵团职工和战士总计57万人，配备解放军现役干部2978人，非现役干部31414人，连同职工家属在内，总人数达118万人”。我去的兵团五师49团代号为“边字505信箱”，地处松嫩平原，地域辽阔，一望无际。我们49团有十三个连队，一至十一连为农业连队，种植小麦、玉米、大豆等粮食；十二连为工程连，十三连为工副业连，我所在的修理连为团部直属连。农业连队一般由100多人左右的知青构成，知青来自京津沪哈齐五大城市。据推算，仅我49团知青大约就有1500人之多，一个师大约就有近1.5万知青。规模之大，世所罕见。我被分配到修理连修理拖拉机。修理连分为三个排，一排加工拖拉机零件，有车、钳、铣、刨等工种，二排修理发动机，三排主要是浇铸翻砂零件；当时我们连队还加工过步枪的撞针。那时建设兵团用的都是前苏联的“康拜因”收割机和东方红54拖拉机。大地被防风林带分割成一块一块的，一到春天五六月份，蓝天，白云，麦浪起伏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连队指导员徐炳山温雅而平易近人，常常在开会学习时给大家唱“蝶恋花”，真挚动人；连长李广吉个子不高，极具人格魅力，作风彪悍而粗犷。二排长王义军为烈士子弟，是连队团支部书记，对知青很好，经常做鸡蛋酱送给我们吃。我开始时在二排修理拖拉机发动机气缸，后连长看我“孺子可教”，便调我到一排铣床上，做最核心的铣变速箱齿轮等工作。知青们刚到北大荒，对什么都感到新鲜，工作完毕下班后有打篮球的，有练双杠的，有写家信的，挺惬意的。生活无虞，工资32.5元，吃饭不付费，钱用于购买生活用品和回家路费。最重要的学习是念《人民日报》“社论”，最重要的教育是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；最大的娱乐活动是唱“样板戏”。后来开始写文章搞大批判，主要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。工作之余连长经常带领知青们到处打篮球比赛。其时，刚刚组建不久的生产建设兵团，所面对的是知青大规模短时间集中、生活配给准备不足、漫长寒冷的冬季、基础设施欠缺等艰苦的现实。故刚到北大荒的前几年，需要过一些难关。首先是过极寒天气关。北大荒地阔人稀，冬季漫长，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是寒冷冬季，白天就零下20多℃,夜晚零下30多℃；到处白雪皑皑，屋里有熊熊燃烧的大炉子，依然不能解除寒冷。为了安全，车间规定工作不许戴手套，光着手摸拿大铁疙瘩，一直凉到心里，慢慢地我们也习惯了。后来车间由大油桶炉子改进为土暖气，初步解决了冬天机床润滑油凝结的问题，我们也稍稍暖和了一些。那时，松嫩平原流行一种地方病——“克山病”，类似感冒，此病不能找西医看病，一输液就“死翘翘”。我陆续得过两次克山病，找当地土医生王老太号脉后，用消毒后的缝衣针将嘴里的血泡挑破，或者在前后心划“十字”拔罐子，身体很快恢复如初。修理连知青宿舍没有火炕，因为不是农业连队，没有烧炕的秸秆。晚上睡觉常用暖水袋焐脚，“水漫金山”是常事；春天一看棉褥子脚底部分冻在了墙上一点不稀奇；水是从井里用辘轳打上来的，冬天如果不戴手套摇辘轳，手是要沾掉一层皮的；冬天一出门就冻到“脑仁”里的感觉至今难忘。第二是过生活关，食堂经常做东北“大碴子饭”，即玉米粒煮的饭，那一碗饭我得吃一个钟头，嚼不烂咽不下，还没吃完，桌面上已冻了一层薄冰。很佩服齐齐哈尔知青，把大葱蘸上大酱就着大碴子饭有滋有味地咽下去。到了隆冬，连队食堂有时把玉米面做成发糕，我们一起围坐在大火炉旁，把发糕烤焦抹上鸡蛋大酱“砸吧”着滋味吃下去，倒也别有风味。一到秋季收获大量圆白菜、土豆，这就是一冬天的菜码。一年夏天，下面农业连队种植了西红柿与西瓜，我们便去偷摘，不幸被看守大爷发现，我们兜着摘下的黄瓜、西红柿和西瓜狂奔，在跨越一道沟时，我“啪唧”摔在了沟边上，西瓜裂了，但我还是抱着它跑回了宿舍，和女生一起打了“牙祭”。后来工副业连队用豆油做出了“月饼”糕点，大家戏谑：汽车压过去，月饼没碎，嵌进了柏油马路。但这也是当时难得的“美食”。第三关是要过劳动关。一年秋天，天上下着濛濛细雨，“康拜因”彻底进不去麦地，眼看麦子就要泡的发芽，团部让我连知青去帮助九连麦收。九连离我连二里地，每人一把镰刀，一手一拢割四垅麦子。我连很多知青好像天生会使镰刀，唰唰割在了前边，我没用过镰刀，无论如何也割不下来麦子，连拔带拽，逐渐落在后面，最后我的四垅麦子变成了八垅，无法下手，当时真想大哭一场；一会看到我哥哥和一干男知青挥舞着镰刀割回来了，心里才松了一口气。感到知青大集体真好，体会到知识和技能学无止境。第四关是过生命危险关。此绝非耸人听闻。我连进行基础设施建设，经常要去各团拉砖拉沙子拉煤等，有可能出现翻车事故。我连齐市知青韩某元就因翻车殉职。有一次在去帮助农业连队麦收时下起了暴雨，大家站在“布切奇”卡车上肩手相连，卡车在湿滑的地面上不断打滑，没走几步便轰隆一声侧翻竖立起来，所有人都倒向地面，上下共压了四层，如果卡车扣过来，就不知道谁要赶上“厄运”了。还有一次在夏季，轮到我打夜班拉沙子，寂静的夜晚中，拖拉机轰鸣的声音震荡着近10米高的沙坑穹顶，眼看着沙子呼啦一声坍塌下来，我的双腿被埋住了，幸好天津知青大贺在我旁边，赶快把我刨出来，如果沙子再继续塌方，毫无疑问我们全部“报销”。还有一种危险是春季扑山火，火是自动烧起来的。一听到吹哨子，知青便马上集合上车去灭山火。扑山火的经验是“顺风扑火”，而不能“逆势扑火”，有一些知青因不知扑火规律而命丧火海。有一年我连翻砂车间莫名其妙着火了，烈焰将齐市知青刘某东卷进火海，导致他浑身烧伤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我们逐渐学会了如何避险，保护宝贵的生命。现在离开北大荒已很多年，我仍不能听见吹哨子的声音，哨声依然使我心惊胆颤。1969年3月，中苏交恶，珍宝岛战役打响，据说兵团二师参加了这次战役。到了冬季局势仍然紧张，离边境尚有七八百里地的五师一直紧张备战，连队动不动夜里就叫起我们到东山拉练。一天夜里又吹哨子集合，我看到知青小何的手哆嗦得打不开宿舍门，我不知哪里来的镇静，伸手利落地拉开门闩，跟随大家上了卡车就出发了。到东山后，连长要求每人挖一掩体。冻土层大约有50公分厚，我逐渐刨开梆硬的冻土，用铁锹往下挖，一个小时后，一个直径一米、深达一米多的圆形掩体挖成了，我还在掩体内留了一块凸台作为板凳。冬夜的空气清冽寒冷，我裹着棉大衣，抱着铁锹坐在掩体里等待天亮，心中已然不再恐惧，理解了“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”。那一年我不到18岁。到北大荒的第三年，焦躁和忧郁的情绪蔓延开来，知青没有人想要一辈子扎根北大荒，大家感到迷茫，不知出路何在？遂出现上海知青喝醉酒倒在双杠下哭泣的事情。兵团规定第三年才可探亲。1972年起，京津沪哈齐五大城市知青陆续回家探亲。回来后，上海知青的一大变化是聚集在一起“讲故事”，如流传甚广的《一双绣花鞋》，讲者绘声绘色，听者毛骨悚然；北京知青则流传各路政治段子，并流传开《第二次握手》手抄本。这实质是一种希望渺茫、玩世不恭、寻求精神慰藉的倾向。我离开天津时父母亲一再叮嘱，学习知识才是正道，一定争取上大学。我牢记这个嘱咐直至参加1977年高考。时光来到1975年冬季，兵团开始流行“出血热”，这是一种高烧不退、及至胸前和大腿出现红疹、人便一命呜呼的传染病，非常可怕。相传是“苏修”放过来的、背上有三道黑杠的老鼠带过来的病菌。那年秋后我买了十斤“毛嗑”（向日葵瓜子），放在医务室柜子顶上，过些日子去看时惊讶地发现已被老鼠磕出了半袋子空皮，我害怕传染出血热，只好整袋扔掉。这一年快到春节时，父亲的一位同事赶到我家中，告之他哥哥的孩子在黑龙江兵团感染出血热死亡，知道我家有三人在兵团赶来通报。父母亲万分担忧，遂拜托家中朋友将我们办理转插到他的家乡山西，朋友慨然应允。我们也真没想到居然真的来到了山西。从此，我开启了“黄土地”的日子。1976年初，我回津办理赴晋手续。就这样，我与上海知青老费、老妙踏上回家归途。为了能赶上转天一早的火车，我们提前到双山车站“大车店”住了一晚。那晚我一夜未睡，坐在大炕的隔断里手提包上，听着屋内此起彼伏的鼾声，闻着浓烈的漠河烟草味，心情极其复杂，体味着黑土地最后的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爬火车时，老费第一个上车，我在第二位上车，老妙断后。这时我的前面挤进一位显然是喝醉酒的东北老乡，背着偌大的行李，卡在扶梯上，骂骂咧咧，不上不下，我甚至看到他的毡靴里插着一把“攮子”（匕首）。火车一般只停留两三分钟，知青最怕爬不上火车。情急之下，我看到儒雅的上海高才生老费突然面目有点扭曲，只见他抬起大头鞋的厚底狠狠地朝醉汉的手上碾去，醉汉一个趔趄从我左边掉了下去，我得以飞快地爬上火车车梯，老妙随后也不顾一切地爬上来。火车终于开动了，所有景物飞快地向后倒去。那一刻我们惊魂未定。我在心底呼喊：再见，我的北大荒！再见，我的兵团战友！附记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于1976年2月撤销，转为黑龙江农垦总局，历时共八年。1979年开始了知青大返城，修理厂知青全部返回原城市。1984年，作家梁晓声发表中篇小说《今夜有暴风雪》，后拍成电视剧，引起极大社会反响。2016年8月，修理连全体知青从四面八方奔向“九三农垦局”，即原五师所在地，欢聚一堂，纪念我们曾经热烈、生死相依的“往日时光”。
1976年初春节刚过，我来到侯马市一中报到，开启了第二人生。侯马是临汾地区县级市，春秋时期的古晋国。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看山西，侯马文明底蕴深厚。记忆中，1976年的侯马只有一条宽阔的城中大道，市政府、百货商场、纺织厂、汽车运输公司、医院等分列大道两旁。记得侯马第一中学位于市区的东北部，有高中部和初中部。学校大门的对面尽头即是一座二层小楼，我工作的教导处就在一楼；楼前即是升国旗和全校集会的操场；教师的住所也是办公室；主楼左前方为学生宿舍，住校的全部为高中生。刚到侯马，我就感受到小城极高的文化素养。首先，侯马一中是师资力量最好的中学，高中部老师全部来自全国名校，儒雅的高中语文周老师来自北京师范学院，漂亮爱笑的李老师来自天津师范学院，40多岁持重的庄老师则来自华东师范学院，教导处乔主任是河南人，毕业于郑州大学数学系，教导处张老师是山西闻喜县人，毕业于山西大学数学系，还有一位高中物理老师忘记了姓氏，也毕业于山西大学物理系，他们赋予了侯马中学很高的教学质量。我被安排在高中教研组学习，与老师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，一改在东北随时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“紧箍咒”，在这里我如鱼得水，没有人盘问你的出身，人的尊严受到极大尊重！当时侯马中学高中部学生的数量超过了初中部，我推算几乎家家都有高中生，可见文化积淀深厚，十分重视教育。学生宿舍不可谓不艰苦，迎面一铺大炕，青砖垒成，同学们带来的棉褥子铺在稻草上，墙上挂有从家里带来的“馍”，富裕者在学校食堂买炒菜吃，而不富裕者则带有咸菜，学校食堂提供免费菜汤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高中生们没有怨言，文化知识在不知不觉中传承了下来。不算宏伟的侯马到处都是文化的印记，光看地名就略知一二，比如闻喜，比如侯马、上马，均有典故，晋国遗址、侯马盟书、上马墓地、平望古城，已让我目不暇接。这可能成为我在1977年选择历史系的情感基础。从1976年2月到1978年初考入山西大学前的两年时光里，我在侯马一中开启了快乐工作模式。我负责给老师们排课、调课，每天负责处理教学和学生出现的问题。此间，我经常光顾学校图书馆，尽管书籍不多，但那里承载了我的梦想。我不断地和庄老师、周老师、李老师探讨各种问题，庄全之老师甚至成了我人生导师。赵老师是随军人士，丈夫在附近山区的海军基地工作，我由此知道了内地大山中深藏着重要的国防工业。1977年春天侯马大旱，我和老师们带领学生到附近的“垤上村”帮助抗旱，我才知道这里是彭真的故乡。地里浮土大约有半尺厚，噗呲噗呲灌满了鞋里，我第一次领略了黄土地的性格。1976年11月时，学校召开批判“四人帮”扼杀电影《创业》的会议。高中年级组老师们教学很忙，遂推举我大会发言。这是我自插队以来第二次写大批判文章。张崇礼老师告诉我，本来学生在下面嗡嗡嗡，但当我上台以纯正的普通话发言时，会场几百人很安静。这次我的说理能力得到了锻炼。在侯马的生活是难忘的。刚到侯马时我借住了城西头一座院落的房子，与邻居西屋娘多有往来。在她的身上我学到了生活的技巧，她教会了我擀面条，她会把山药皮剁碎做成素丸子，她把鸡蛋汁薄薄地摊到锅里，然后切成菱形小块放到菜的表面。西屋娘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，但她的善良、她的勤俭、她的谦和、她的微笑，带给我一种静谧的温暖，这人性的光辉犹如一束阳光，照在我焦躁、彷徨的心里。侯马市还招了一批天津知青充实到文艺院团，有拉小提琴的，有跳舞蹈的。我们经常聚会听琴、聊天。夏天的晚上，我会拿着借来的天文书到门外仰望星空，寻找北斗星和探索星座的位置。与北大荒比起来，在侯马的生活简直是“岁月静好”。很快，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早春气象，高考制度的改革打破了生活的宁静。1977，注定是不平凡的年份，注定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。1977年10月21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。此时的我正在侯马一中，内心充满兴奋，心中曾经种下的花骨朵迅速膨胀，实现理想的机会终于来临。那时，侯马市公布的参加高考的年龄不能超过25岁，我正好在线内，可是与我同插侯马的二姐（老高三）、哥哥（老高一）已经超过报考法定年龄。他们的学习十分OK，强于我数倍，解析数学题和物理题易如反掌，如今被拒之高考门外，实属历史的“误会”。现实如此残酷，机会转瞬即逝。我听从了张崇礼老师的话，他用数学语言说，“你参加高考，就会得到99%的进入大学的机会，如果不参加，则连1%的机会都没有”。真精辟！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虽然我只是名义上的初中毕业生！学校非常支持参加高考，侯马一中有数名老师报名，也有应届毕业生报名参加。社会上积累了12年的人才，大家一起涌向高考“独木桥”，记得侯马最后公布的录取比例是100:1。高考时间安排很紧张，宣布是10月21日，报名时间是11月14日，考试时间是12月5日，满打满算，复习时间只有40多天。1965年9月-1966年6月，我在天津师院附中（现实验中学）初中一年级只学习了一学期就“文革”了，语文、政治、史地没有问题，但是初一数学只学到了“三元一次方程”就停课了，数学缺位厉害。好在哥姐都是高材生，全力支持、辅导我这个半拉子初中毕业生。报名后我即开始了高考复习。记得我到学校图书馆借来高中语文、政治、史地课本，同时借出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各一幅，挂在寝室墙上，我知道没有时间面面俱到，只能在休息时看看地图。白天我必须正常上班，下午四点钟后开始复习。鉴于时间紧张，侯马市教育局曾在全市组织过一次现场大辅导，记得辅导现场人山人海，大家争先恐后地记录和问问题，老师不断地答疑并讲解。现场混乱，但我从一些提问中渐渐得到一个大致印象：由于停课“闹革命”，很多学生没有学到系统的知识，大家的水平应该都在一个起跑线上。不管怎样，塌下心来扎实复习才是“王道”。就这样，40天里，在没有复习指导提纲的情况下，我匆匆地把语文、政治、历史进行了较为基本的梳理，地理则不作为重点，只以自然地理为依据，关注各地首都、气候、物产以及地理特色。空闲时则伫立地图跟前，宏观地看和记忆，有多少是多少。哥哥辅导我数学的过程，让我既受益匪浅又很痛苦，数轴还好，函数、三角、勾股定理等，讲一道会一道，可是一合上书本，顿觉头脑空空，如坠云里雾中。父亲曾经教授过高等数学，哥姐们数学极好，可我并没有继承“衣钵”。后在纠结中仓促上阵。在临近高考的最后一周，我几乎天天复习到凌晨四点钟，白天只在有事情时教导处才派人叫我去处理。1977年12月5日，我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走进高考现场。我的准考证考号是“321”，多年来我从未忘记这组数字。考试地点是哪个学校已经记不清楚，考试现场门上贴有考号提示。我的座位就在门口第一排第一位，每一位走进考场的人都会经过我面前，干扰极大。第一天考政治，刚拿到卷子，看清第一题即是写出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”这段话，刚刚提笔，门被打开了，一阵骚动，原来是市领导视察高考现场。我们只好停住笔，礼貌地鼓掌和注视领导，似乎还简短地讲了几句话，大约五分钟后领导绕场一周走出考场。此时我重新整顿思绪进入答题模式，心中苦笑。余无事，顺利结束。在语文考试中，我选择的作文题是《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》，我认为这是既有现实意义、又有抒情意味、难度不大能够拿分的题目，毫不纠结，很快进入情景模式，顺利交卷。在考历史地理时，发生了一件趣事。历史考卷的第一题是填空：“是_____使猿变成了人”，非常简单，是一道常识题。快要交卷时，我的余光看见左手过道的与我平行座位上的女生数次望向我，我便知道她有问题要问我。打铃交卷时，她趁乱一步迈到我跟前，急切地问“是什么使猿变成了人？”“填什么？”我低声快速地告诉她“是劳动”。她异常迟疑，喃喃地说“不对，是阶级斗争！”此时上交的卷子已传到我跟前，我赶紧交卷随后看向她，见她飞速地还在写。我想，这么多年讲的都是“阶级斗争”的历史，贻害数代，令人发出“苦恼人的笑”。记得中央二台曾推出纪念恢复高考的节目，互动环节让大家回忆难忘的事，我想起这件事来哑然失笑。地理考试也很顺利，最后一道大题记得是“从中国的广州出发，到达英国的伦敦经过哪些港口、海峡？（大致意思）”此题10分，标准答案是12个地名，答出10个即给满分。记得我都答出来了，站在地图前的浏览没有白费！记忆最深的是我的短板——数学考试。一进教室，我便赶紧将因式分解的几个公式用钢笔写在桌面上了，就怕一时紧张记错了。其实深绿色的桌面什么也看不见，只不过有一丝心理安慰罢了。答题时，我把四道因式分解题答完后反复检查，确保拿到基础分，其余数轴、三角函数等题发挥现有水平，还用草稿纸把答案记下来便于考后对题。可以想见，我这水平受到哥姐的哂笑。考试后若干天，我便接到体检通知。在侯马市医院，我顺利地通过各项检查。甚为惋惜的是，与我同行的天津女知青查琮琪，体检医生给她的结论是“心脏雷鸣般轰鸣，不宜上大学”。原来她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检查前抱有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，没成想还是被查出来。查琮琪是天津盐商查家的后代，极度渴望上大学，但该结论使她与大学失之交臂。她满眼泪水，此情此景让我记忆至今，难过至今。随后一切复归常态，静待高考发榜。记得不久的一天，我骑车走在路上，便听到侯马街上的大喇叭公布高考发榜的消息，我驻足屏气聆听，“321号，侯马中学王琳”，这个声音瞬时使我心脏狂跳，心中的花骨朵儿即刻怒放。我这个多年来怀揣梦想、“可以教育好的臭老九子女”，终于走进大学的校门！终于如愿以偿！1978年3月，我来到山西大学历史系报到。1977，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，高考的恢复开启了我人生重要里程。附记：在1977年的高考中，侯马中学共有2位老师考上大学，被录取到山西大学历史系、生物系。杨振洲生物系毕业后又考上解放军军事医学院研究生，毕业后分到总后预防医学工作。我的兵团战友中有4位参加高考，分别被录取到中国政法大学、吉林大学、天津理工大学、山西大学。
1982年1月大学女生摄于太原照相馆
1978年3月20日我来到山西大学历史系报到。1977级学生来自社会各界，经历各异，思想活跃，求知欲极强。学校配备了最强的师资阵容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崔凡芝老师第一次站在讲台上，炯炯的目光环视四周，不严而威。她教授的《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》充满魅力，字字珠玑，古代先贤的智慧和业绩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。罗振岳先生讲授中国古代史，上下几千年纵横捭阖，语言精辟独到，别具一格；后罗振岳老师调到湖南湘潭大学，同学们颇为不舍。任茂棠先生讲授中国近代史，在他的口中激烈变动的时代波澜壮阔，令人激动。著名的乔志强先生给我们做过讲座，后来我知乔先生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，其弟子王先明后来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，另一弟子行龙也是在该领域大有作为，推动了社会史的研究热潮。程人乾先生功力非凡，讲授的世界现代史水平至高，对世界格局变化，以及战争对世界文明进程影响的阐述鞭辟入里。后来程先生担任山西大学副校长、校长，实至名归。讲授哲学的梁鸿飞先生风度翩翩，风格干练，每每讲课都会背着手来回踱步，从不重复和拖泥带水；他使我对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产生极大兴趣，记得哲学毕业考试我得到了较高分数。毕业40年，一切鲜活有如昨天。如今虽然有的先生已经故去，但其精彩的思想作为精神遗产，仍然伴随着我的工作和生活。我由衷地怀念：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四年的学习是紧张而愉快的。为配合教学，我们班举行了一些学术研讨活动。记得开学后两个月，即1978年6月，我们全班和邀请到的历史系领导和部分老师，举行了“学习方法讨论会”。另外，1978年5月，我们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学术活动——去晋祠实地考察，文物保护管理站的人员讲解了“圣母殿”和42位宫女像的历史及特色，还参观了“鱼沼飞梁”“难老泉”等，同学们在此留下了珍贵合影。1980年，我们班长丁东和班委提出编写《高考历史复习提纲》，我参加了这个活动，负责“五四运动”“辛亥革命”等近代部分。我们班积累了一大笔资金，暑假时去到北京众多历史文化景点考察，在天安门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全班合影。这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实践！ 1981年暑假时，我们全班到西安考察实习。我们去了半坡遗址博物馆、秦始皇陵兵马俑、临潼华清池、大雁塔、碑林、乾陵等。记得我们还去了陕西户县考察，在集市上我们看到了乡土气息浓厚的“农民画”；全班在“半坡遗址博物馆”前合影留念。而后，大部分同学登上了西岳华山，一览传说中俊秀挺拔的五岳名山。虽然那时是黑白照片，但是依旧可以看到风华正茂的我们，弥足珍贵。
1982年1月大学同班二组同学合影留念
毕业后，我班同学大部分从事大学老师、地方史志、社科研究工作，从政的也有若干位。1977级毕业生聪明、勤奋，大都成为行业翘楚。大学教授们都著作等身，学富五车，桃李天下；史志业者沉潜千年古籍，整理贮藏方情，续修编zuan方志，功在千秋；致力从政的同学等力排众强，以非凡智慧和能力执掌政府关键部门；下铺令狐萍则远赴美国任大学教授，潜心海外华裔奋斗史，博古通今，名扬海内外。业成之时，不忘渊源，她常说：“萍漂美国，根系文瀛。”白驹过隙，弹指一挥间。当回首往事的时候，我们这一代人终“不因碌碌无为而懊悔”，也“不因虚度年华而沮丧”。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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